穿着宽大的运动衫和白布鞋，黄裕邦看起来很潮很时髦，背着之前在北美馆买的菱形黑色后背包，他很得意地说，背着这个包走在香港街上，短短几步路的距离，就被3个人问这包在哪里买的。
「香港买不到这种包包。」言谈间充满了对台湾的向往，他自己都承认对台湾有种憧憬—— 台湾人好像比较愿意去看书，台湾男生说话好像特别的柔，连中文对于他，都有股带着距离的魅力。作品《Crevasse》明年2月要出中文译本，特地在香港找人翻译，黄裕邦说原来的诗翻成中文之后，意象很好，不像翻译，倒像是全新的作品。
提到拿下同志文学的大奖，他开玩笑说就是「强迫我和全世界comeout（出柜）啰。」当接下刻着男同志诗歌组的奖座时，不管喜不喜欢，「同志诗人」这个称号也就此与他如影随形。
对于逃不开的标签，黄裕邦说自己并不讨厌，反而因为这个标签，许多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媒体、艺术家们找上他，多了报导和跨界的合作机会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标签也能带给人好处。不过他说，自己不会只写同志、或是性别政治，他也会写旅行，写其他关心的议题，像是雨伞运动之后的香港，只是「是以酷儿的角度去写」。
他也写父亲，在出柜后与他维持一种「不讲不说」却又心知肚明的微妙关系。
写诗，是不求结果的
虽然写的是英文诗，黄裕邦其实从未在欧美，或是其他英语系国家住过——事实上，他说自己从未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待超过2个礼拜。用英文写诗，单纯是因为自己读的作品、还有写作训练都是以英文为主。
高中时读的是理组，从小也不是特别喜欢看书，黄裕邦的文学启蒙一直是到某天，在一间独立书店读到美国的同志小说，而这一本书又带着他到另一本书去，就此进入读诗、写诗的世界之中。
可能不是按着传统训练，他的诗带着毫不拘束、横冲直撞的调皮。他说自己喜欢偷字，创作时总把自己圈在书堆之中，在书中寻找能表意的字词，就好像在超市买菜，东挑西拣的，准备要做出一桌的好料理一般。
讨厌陈腔滥调，现在在香港教育大学教书的黄裕邦，总是要求学生写出「没人写过的东西」。他用英文写诗，诗中却夹杂广东话脏话，文法也不对，但他说你可以去「酷儿」一种语言、一个文化，甚至是去「酷儿」一座城市。「酷儿」之于他，指的不只是性倾向，而是一种状态：去颠覆、挑战现况，去探寻有没有另一种可能的存在。
Diu means fuck/ Diu to me five star flag —— 摘录〈Nono〉
用英文拼出广东话的脏话，这样的诗、这样的愤怒，只有香港人才写得出来吧。
黄裕邦说，香港有很好的导演、歌手，也有很好的中文创作，但用英文创作的香港人，又是写同志，目前好像没有，他说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存在。
不过以诗写同志题材，已是小众中的小众，又是以英文创作，读者可想而知又更少了。黄裕邦说他的诗集数量不多，很不好买，不过他也说自己写诗，「从来不是为了要给人看懂才写的。」连妈妈都是透过翻译本读他的诗。
「我喜欢做一些没有结果的事。」访谈时，黄裕邦不只一次这么说。他说在香港，做什么都要有结果，香港人的时间很宝贵，几十分钟内就要把事情做完，总是以结果来决定做事情的投入程度。
他也说，香港大众参与活动，在脸书上按赞的人很多，但真的出力的人很少。前阵子台湾女性主义书店「女书店」面临财务困境，黄裕邦特地做了诗卡，把自己的诗〈粉红之必要〉翻成中文印在小卡上，收入全数捐给女书店。但买的人不多，联络了记者做报导，却被对方回以「为什么香港人要关心台北书店的事情？」他惊讶又生气，「你是记者啊，台湾人也关心铜锣湾的事情呀。」
「要香港人走出舒适圈，是很不舒服的。一天工作16个小时，工作那么辛苦，那么多压力，为什么我要跳出来？为什么？我能得到什么？」一连问了三次为什么，好像要把香港人用尽全力生存的疲累，与对环境的无能为力，全数发泄出来。
作者: PrinceEli 时间: 2018-1-19 13:06
在那样「直」的空间里，作一个小众
写诗既然不求结果，当然也就不能赖以维生，写作以外，黄裕邦在大学教文学与文化研究。我以为在校园，教的又是文学和电影，对他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如鱼得水的空间，但听起来却没那么简单。
「我在我们系所，是唯一一个gay，其他的29个同事怎么看我、觉得我是什么，这是我会担心的。他们讲的东西，不是我讲的东西；他们的生活也不是我的生活呀......他们的生活有一个模式，结婚、有家庭，很开心，可是我没有啊。 」
黄裕邦说自己是绝对的小众，作为香港人，在大学的英语系里不像白人学者那样的受尊敬；爱的是同性，他却不能结婚，也没有能和伴侣在婚后共享的住房、健保福利。
虽说是一篇报道，不过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那种同志的想法很真
英文诗就不太欣赏的了了